北京垃圾分类重拳出击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 森旅迷雾     

继上海等城市强制生活垃圾分类之后,北京市也将重拳出击了。

北京垃圾分类重拳出击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5月1日起,新版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新《条例》)正式实施。为配合《条例》的实施,北京市还印发了《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》以及四个实施办法。


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新规有哪些特色?各辖区公布的实施细则有哪些亮点?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式下,新规将如何平稳落地?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。


明确责任主体,刚柔并济是特色


近年来,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。去年,上海、无锡等城市纷纷试水。


相比其它城市“北京市十分强调机关单位的带头作用,尤其是在源头减量、分类投放和收集方面。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、文化中心,分布着大量的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高校、军队等,新规极力促使这些机关单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,在社会上带起一股垃圾分类新风。

北京垃圾分类重拳出击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再者,“新《条例》强化了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约束,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是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,对于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,城管执法部门可处以罚款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宏山表示。


新《条例》指出,对未按规定分类的单位进行1000—10万元金额不等的罚款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;给予违规且不听劝阻的个人书面警告,再次违规处50—200元罚款。


“刚柔并济是北京市垃圾分类新规的一个重要特色。”刘建国说,从处罚力度上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推行新规的强硬态度和坚定决心,这是“刚”的一面。然而处罚只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北京市新规在分类标准和方法上仍留有一定余地,并未绝对化,而是以相对人性化的“柔”政策促使垃圾分类循序渐进。


“比如,北京市新规充分考虑了前端投放、运输与后端处理能力的匹配度,分类方法也相对务实。”刘建国举例,北京市四分法(有害垃圾、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)中充分发挥了其他垃圾的“容错性”。也就是说,如果民众无法特别精准地判别厨余垃圾、可回收物,可以将之置于其他垃圾中。这种做法可操作性高,也能减轻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抵触心理。


很多人注意到,新《条例》没有采取强制撤筒和厨余垃圾破袋投放的规定。“这也体现了北京市管理与服务并重的总体基调。”刘建国表示,不可否认破袋、撤桶确有一定优势,可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垃圾收集量、分类品质,便于管理。但北京市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,采用固定式、流动式并存等柔性的投放模式,积极探索如何降低垃圾分类的整体社会成本。

北京垃圾分类重拳出击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在分类标准上,北京的四分法与上海等城市(上海四分法: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)也有所不同。刘建国解释说,北京垃圾分类桶的标识、颜色和分类名称都与国家规范一致,垃圾运输车的颜色也与垃圾桶的类别相对应,以便于社会监督,从一定程度上减少“先分后混”的现象。


值得强调的是,北京市还要求各级各部门把这项工作作为“一把手”工程来抓,用好联席会议平台,成立工作专班,形成工作合力,为生活垃圾分类新规实施保驾护航。


各辖区提前部署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
为了更好地迎接“五一大考”,北京市已有多辖区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细则,力争提前部署、稳步推进。


在刘建国看来,各区在新《条例》的大框架下,根据人口分布、基础设施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。例如,海淀区、朝阳区面积大、人口多,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也多,现阶段辖区内的后端处理设施相对全面和系统化,因此在制定行动方案时会兼顾垃圾分类全流程的监督管理。


朝阳区要求区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在4月15日前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为保障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和处理环节顺利衔接,实现垃圾分类全流程闭环管理,朝阳区正在加快推进各类环卫设施建设、计量称重改造和精细化管理系统搭建等工作。


海淀区则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,在培养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方面下足了功夫。日前,垃圾分类网课已陆续登录海淀区中小学资源平台,中小学生可在家学习垃圾分类课程。


“再如,东城区和西城区在本区内没有垃圾焚烧厂、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,因此会在源头减量、分类投放、收运过程进一步减量等前端多下功夫。”刘建国说。


东城区垃圾分类坚持“干湿分开”,重视“资源回收”。建议民众在厨余垃圾产生时就把它与其他品类垃圾分开,投放前沥干水分。切实提高厨余垃圾分出质量,做到“无玻璃陶瓷、无金属杂物、无塑料橡胶”的“三无”高水准分类。针对可回收物,可预约上门回收。


有相关报道指出,西城区将建立“不分类、不收运”的倒逼机制,即在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过程中建立试点,对未实行垃圾分类或垃圾分类不符合要求的小区,管理部门要提出整改意见,对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、拒绝收运的,移交执法部门处罚。


大兴区、延庆区等也纷纷出台相关工作方案,各有亮色。如重视原生垃圾实现资源化处理、施行“5+1”模式分类等。

北京垃圾分类重拳出击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重点服务防疫大局,新规推行任重道远


北京市各辖区都在积极“备考”,但现阶段也是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时期,病毒防护问题如何解决?


“要将新规落到实处,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”杨宏山坦言,防疫特殊时期,民众对垃圾分类的关注不如去年上海推行新规时火热,因此应加强相关宣传,提高民众垃圾分类能力,激发分类热情。投放、中转、处理环节的基础设施是否到位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。在垃圾运输、处理过程中,应尽量做到及时消毒和封闭处理,避免细菌、病毒感染。


“现阶段应统筹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类工作,在不影响防疫大局的情况下,有序开展垃圾分类工作,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区精细化管理和居民的规则意识、卫生习惯等转化为推进垃圾分类的优势。”刘建国道。


杨宏山强调,垃圾分类工作并非单体作战,而是涉及到市容环境、发展改革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城管执法、财政等多个行政部门,总体来讲需要属地、部门、单位、社区四方合力为之。


“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着两方面挑战,一是可回收物再利用,二是厨余垃圾精准分离。”在杨宏山看来,前者北京市总体相对不错,这归功于较大规模的拾荒群体,包括拾荒者,废品收购、经营者等。至于后者,厨余垃圾含有极高的水分与有机物,易腐坏,易滋生细菌,还容易污染可回收物,故厨余垃圾的精准分类不论在哪个城市都是个挑战。


“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,市政府需找准抓手,促使各区和街道落实属地责任。对生活垃圾减量化进行考评,是一个重要指标。生活垃圾减量化的前提是做好分类管理,实现可回收垃圾资源化、无害化利用。”杨宏山提出,“将生活垃圾减量化作为考评指标,有利于更精准地调动各区积极性,促使各街区、社区推进治理创新,形成各具特色的监督管理模式。”


“未来还可借鉴发达国家对生活垃圾收集实行收费的政策,推进我国垃圾分类企业化运作,提升可持续性。”杨宏山表示,考察国外城市垃圾分类管理,一条通行做法是对垃圾收集、运输和处理实行收费政策,对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按容量收费,可供我国借鉴,未来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有必要引入经济手段。


延伸阅读:


垃圾如何分类,垃圾分类的意义


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已于5月1日正式实施,标志着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步入了法治化、常态化、系统化的轨道。那么,垃圾如何分类?为什么要这样分类?分类后的垃圾又怎么处理?这些简单的问题背后都有科学道理。


1、垃圾应该怎样分类


现在,北京的垃圾分类是四分法: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。上海的分类也是四分法: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。在名称上有所不同,但实际上大致相当,北京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相当于上海的湿垃圾和干垃圾。


垃圾分类看似简单,背后有很多门道。严格的分类标准应该是不遗漏任何信息,也不重复任何信息。这种分类当然理想,但实际上难以实现,因为对任何事物和物质分类都不可能做到不重复。例如,报刊纸张既可以是可回收物,也可以是其他垃圾,把它们分为其中任何一类也都有利有弊。归为可回收物,有利于物质的再循环利用,但是处置过程比较麻烦,而且占用的空间较大;如果归于其他垃圾则大多用于燃烧,虽然燃烧的能源可用于发电,但也有污染环境之弊。

北京垃圾分类重拳出击,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

目前北京、上海实行的垃圾分类四分法,既有科学依据,又比较简易,有利于让公众接受和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,在执行一段时间后,还可以调整。


从国际上来看,日本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的,如今被公认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。日本各地方政府都有权力对垃圾进行分类,一般而言,日本的垃圾可分为8大类:第1种是可燃垃圾,如厨余垃圾、衣服、橡胶制品、革制品、杂草等;第2类是不可燃垃圾,如餐具、厨具、玻璃制品、灯泡、小型家电等;第3类是粗大垃圾,就是比较大的垃圾,如自行车、桌椅、沙发、微波炉、烤箱、高尔夫球杆等;第4类是不可回收的垃圾,如水泥、砖瓦、农具、灭火器、废轮胎等;第5类是塑料瓶类,如饮料、酱油等的塑料瓶;第6类是可回收塑料类,如商品的塑料包装袋、牙膏管、洗发水瓶子等;第7类是有害垃圾,如干电池,水银式体温计等;第8类是资源垃圾,如报纸杂志、硬纸箱等。可以看出,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做得更细致。


2、垃圾焚烧需要将厨余垃圾分离


垃圾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既快又好地处理(分解)垃圾。


目前垃圾处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焚烧,焚烧产生的热量还可以用来发电。日本是世界上垃圾焚烧处理比例最大的国家,在垃圾总处置中的比例约占80%,全国有垃圾焚烧设施1103个,总焚烧产能18.05万吨/日。2017年,在日本1103个垃圾焚烧项目中,754个项目开发了余热利用,占比68%;其中376个项目用于发电,占比34%。


《中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报告(2017)》显示,中国垃圾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690万千瓦,年发电量超过350亿千瓦时,年垃圾处理量超过1.05亿吨,占全国城镇垃圾清运量的35%以上。


垃圾焚烧最重要的一个程序是将厨余垃圾(湿垃圾)分离出来,虽然厨余垃圾(湿垃圾)也可以焚烧,但是不好烧。从燃料优劣来区分,湿垃圾是劣质低热量燃料。


在没有垃圾分类之前,混合大量厨余垃圾(湿垃圾)的混合垃圾焚烧发电效率较低,每吨垃圾发电400-450度。但是,不含水分的垃圾焚烧效率最高,每吨发电可达600-800度。因此,从能量转换率来看,把厨余垃圾(湿垃圾)分离出去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式。


3、“榨干”厨余垃圾的油水


统计表明,全国生活垃圾中,厨余垃圾占50%以上。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,菜皮果皮,动物皮毛内脏等,在环境温度和微生物作用下容易腐败、腐烂,除了产生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(主要是硫化氢、氨气、甲硫醇、甲胺、甲基硫等),还特别容易滋生蚊蝇。在大量微生物、蚊子、苍蝇、昆虫和小动物的共同作用下,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,同时还会传播疾病,如消化道和呼吸系统疾病,危害健康。厨余垃圾也是非洲猪瘟的重要传播途径。


即便厨余垃圾可以一烧了事,但是焚烧容易产生二噁英,同样污染环境。焚烧垃圾的温度需要保持在850℃之上,才能避免二噁英的产生。但厨余垃圾水分较多,焚烧时温度不容易达到高温,因而会产生较多的二噁英。此外,混合厨余垃圾的垃圾焚烧后也会产生较多的残渣,为15%-20%,但不包含厨余垃圾的垃圾焚烧后只产生约1.5%-2%的残渣。因此混合垃圾焚烧后如不处理,也会污染环境。


如果把厨余垃圾分开,则可以把它送到再生资源中心进行专门处理,在卸入受料机后,厨余垃圾中可利用的有机物经过处理,不到14小时就会转化成土壤调理剂产品;污水中的油脂会被提取后最终加工成生物柴油;不可利用的部分最终才被运送到焚烧厂发电。


4、可回收物分类以后才是“宝”


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,这主要是指可回收物。


可回收物在北京和上海的垃圾分类中都是一个大类。可回收物的本质是资源回收再利用(或循环再造),相对于垃圾遗弃,物质回收可以节省资源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、保护环境。在分类上,可回收物包含一般可回收物、低价值可回收物,如废纸张、废塑料、废玻璃制品、废金属、废织物等。


利用回收纸再造纸可以大大减少初次制浆过程中的林木、水、电消耗和污染物排放,至少可以节省约60%的能源和水。回收一吨废纸能生产800千克的纤维原料,拯救17棵大树,同时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,减少35%的水污染。


即便是低价值回收物,同样蕴含了巨大的经济价值。回收1吨废玻璃,可生产2000个500毫升玻璃瓶;回收1吨废钢铁,可生成0.9吨好钢,节约1.6吨铁矿石;回收1吨易拉罐,可生成1吨高质量铝块,可少采20吨铝矿石。


5、有害垃圾数量虽少危害巨大


有害垃圾虽然没有可回收物产生的财富大,但是对其回收对环境、生态的保护功居第一。


根据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,有害垃圾主要包括:废荧光灯管,废电池,废温度计,废血压计,废药品及其包装物,废油漆、溶剂及其包装物,废杀虫剂、消毒剂及其包装物,废胶片及废相纸等。


虽然有害垃圾的量少,但危害巨大,废旧电池、灯管中含有的汞、铅、镉等重金属及酸、碱等电解溶液对环境和人的健康危害极大,尤其是老式荧光灯管中的汞含量平均为0.5毫克,能污染180吨地下水及周围土壤;水俣病就是慢性汞中毒导致的最典型的环境污染疾病,主要损害神经系统,同时会危及孕妇和胎儿。


对于有害垃圾,世界各国也在研发先进的技术来进行处理,首先是消除其有害性,其次是变害为利,重新使用。例如,等离子系统可用于处理各种废弃物,尤其是难处理的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。中国目前也拥有了对废灯管、废电池等的处理技术。

来源:北京日报,科技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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