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ED在我国全面普及,拐点或许已经来临

 待长情     

便携式的自动体外除颤仪(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,简称AED),成为人类对抗死神的武器。经过简单培训,普通人就可以使用AED对心脏骤停者施救。如果4分钟内使用AED施救,心脏骤停者救活的概率高达90%。


近几年,心脏骤停数量增多,悲剧接连发生。AED的普及率,已经成为城市文明和人文关怀的温度计。


全球AED普及率


心脏骤停,又名心源性猝死,成因非常复杂。熬夜、缺氧、运动量大、骤冷骤热、血糖过低、电解质异常或是经历撞击都可能引发心脏骤停。无论男女老幼,心脏骤停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。


事关生死,概率再小的事都能是大事。急救体系也在不断提高效率,2019年,深圳120急救平均出车时间(从急救站接到指令到急救车出发)降至68秒,上海120急救平均反应时间(从急救站接到指令到急救车到达)缩短2分钟至12分钟。这背后是整个城市为挽回生命做出的努力,急救设备不断升级革新,越来越多私家车主主动避让——但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而言,这还远远不够。


专业人士无法在急救时限内赶到,挽回生命的希望就落在了普通人肩上。

AED在我国全面普及,拐点或许已经来临


有80%的心脏骤停是室颤,而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方法,是尽早用除颤仪进行除颤。AED又被称作“傻瓜除颤器”,经过简单的培训,普通人也能借助AED抢救患者。蓝天救援队是民间的一家紧急救援机构,深圳队的飞飞主要负责队里队外的医疗培训,加入蓝天的五年里,他已经为各类机构做过200多场培训。在他看来,心肺复苏和AED使用是最基础、最重要的急救培训。


“我们的培训里,有80%都与心肺复苏相关。很多单位都有需求,街道办、企业、金融机构、社会组织、学校经常邀请我们,最忙的时候,一个月做了15场。大部分学习者,在第一堂课会觉得有点难,到第二课、第三课,基本就熟练了。”飞飞称。


AED能够自动监测患者心律并施以电击,使室颤中的心脏恢复正常运作。据日本官方统计,经过AED除颤再进行按压心肺复苏,患者的抢救成功率能提升到53.5%,比徒手心肺复苏高出三倍。在北京地铁的施救案例中,有80%到90%的成功案例,都是靠AED救活的。为了降低使用门槛,AED还会辅助语音或视频,提醒施救者进行按压或人工呼吸。


自2004年,日本开始普及AED,当年在公共场所铺设了1307台,到了第十三个年头(2016年),日本公共场所共铺设了68.8万台AED,每十万人拥有AED数量已经达到215台。如果算上日本消防机构、医疗机构铺设的数量,日本每十万人拥有AED数量已经超过600台,是全球AED密度最高的国家。


日本AED的普及在2004年之后开始,很大程度上和一个悲剧事件有关。2002年,一位皇族在运动中突发心脏骤停,送医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,英年早逝。悲剧发生后,在社会多方的争取下,日本2004年修改法律,允许非医疗人员使用AED,并开始在学校、地铁等公共场所安装AED。此后连续十三年的时间里,日本的AED数量以每年接近50%的速度增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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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日本不同,美国则是立法先行。1995年,美国立法开展“公共除颤计划”,政府每年投入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AED的购买和铺设。在美国,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,全都要依法设置AED。除了设备普及外,美国还在立法上保护救援者的合法权益,2000年,美国颁布联邦心脏停搏救援法,非专业人士使用AED设备进行救助,造成的后果可以免除责任。立法的推进,使美国的AED很快达到了平均每十万人317台的普及率。


全国普及的理想与现实


相比之下,2019年,中国每十万人仅有0.2台AED,显得非常落后。


尽管救治效果显著、使用门槛低,但AED在中国的普及进度却比较缓慢。早在2006年,北京首都机场安装了11台AED,这也是最早拥有AED设备的公共场所。


但经历了十三年的推广,到了2019年,全国公共场所安装的AED总数仅有2800台,平均每年只增加215台。


据头豹研究院的数据,2014至2018年,中国除颤仪行业市场规模由5.6亿元增长至10.2亿元,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16.2%。这一数据包括了医院使用的专业除颤设备,由于AED市场规模较小,大湾腹地尚未发现单独测算该市场的权威研究。


一边是AED普及密度不高,另一边却是心源性猝死人数的不断增加。据深圳政府在线网站披露的数据,2014年至2017年间,深圳市院前急救猝死人数从1897人增加到3000人以上,平均每年增长16.5%。从急救响应速度的变化上来看,这并非急救系统的失职。一个合理的解释是,由于工作压力大、生活习惯差,一线城市的心脏骤停人数每年都在增长。


倘若按照14亿人口,每十万人300台AED的发达国家标准,全国大概需要安装420万台AED,按照深圳市政府2019年的招标价格(每台20293元)计算,这是一个高达850亿元的大市场。


这还只是一次性投入,电极片和电池都是耗材,有效期2至5年不等,每年会产生580至1000元不等的耗材费用,这又是每年24亿至42亿元的投入。


然而,现实很骨感。据大湾腹地向AED代理商贝登医疗确认的消息,2019年迈瑞医疗共售出12475台AED,占据了国内AED市场52%的份额,以此推算,国内市场AED的年销量应为约2.4万台,年销售额规模仅为2.4亿元。


假设每年销售额保持不变,要消化850亿的市场,大概需要四个世纪。


相比之下,以每台AED均价5万元计算,当时日本和美国AED市场总量分别为300亿元、500亿元,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地区的市场总和。


“拐点”已经出现


理想与现实市场的差距,是由AED市场的公共性质决定的。深创投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人易洪祥告诉大湾腹地,“按照人口密度去配备AED,理论模型是对的,市场的确有这么大空间。但是,普通的医疗器械采购要看经济效益,AED使用率极低,只有社会效益,所以它属于政府经济的范畴。以政府经济的逻辑来看,推进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。”

AED在我国全面普及,拐点或许已经来临


政府购买力与财政状况直接相关,一线城市推进AED相对更快。据中国政府采购网站披露的数据,2019年,深圳市政府第三期AED采购共买入2000台AED,耗资4058.6万元。相比深圳的阔绰,GDP占全国比重最低的西藏自治区,则完全处在另一个极端——整个自治区内,只有一台AED。从安装位置来看,这一台AED并非政府采购,而是企业采购后放置在体检中心内的。


这也无可厚非,对大部分城市而言,民生工程也有轻重缓急。AED的普及对于很多地区而言,优先级并不靠前。“其他民生项目,义务教育、扩大就业还有住房保障,这里面哪一件都不是小事。”易洪祥认为,把视野放宽,我国国情和日本也有很大不同,“日本政府加大普及AED的力度,很大程度上和本国的人口老龄化相关。心脏骤停发生率最高的还是心脑血管病患,75岁以上是发病高峰,这一群体在日本占比14.7%,但在我国75岁以上人口还不足5%。”


出于救人的本能和求生的本能,AED一定会在全国有需要的地方铺开。随着心源性猝死案例的增多,救助同类的本能开始助推AED的普及。在前两年的心肺复苏和AED使用培训中,飞飞经常遇到边玩手机边听课的,学员会把急救培训当作单位的“政治任务”。但今年,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,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心脏骤停可能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。“现在学员听课都很认真,有的还会做笔记,主动去练习实操,细心的人还会问我很多问题,大部分一教就会。”


但不可否认的是,这件事无法一蹴而就,还需要习惯和观念的改变。而习惯和观念的改变,需要一些“拐点”事件的助推。

AED在我国全面普及,拐点或许已经来临


正如日本AED的推广始于皇室成员猝死,中国AED推广的加速拐点,始于高以翔事件。2019年11月,男演员高以翔在拍摄综艺的过程中,突发心脏骤停,因为没有在黄金时间得到抢救而离开人世。这次事件,让公众意识到,年轻、健康的体魄,也可能出现心脏骤停。自此之后,政府、社会组织、公众开始关注AED设备的使用和推广。


高以翔事件后,AED在国内的普及已经在加速。2018年到2020年前10个月,迈瑞AED全国代理商贝登医疗AED销量从2950台增长至4200台。单看静态数字或许平平,但市场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42.37%。每年经贝登销售的产品稳定在品牌总销量的三分之一,可以由此推算,迈瑞AED的销量也保持相似的增速——这比医疗器械稳定在20%的增长率,可要有吸引力得多。


除了市场整体加速增长之外,AED市场也能讲出“国产替代”的故事。十年以前,我国的AED高度依赖进口,飞利浦、日本光电、美国卓尔等海外品牌瓜分了国内80%的市场,当时一台AED售价高达4万至9万元。2013年,迈瑞医疗实现技术突破,推出首款国产AED,售价2万元,倒逼海外企业同步降价至2万元。


因为AED市场以政府采购为主,在产品技术相同的情况下,国内品牌具有更大的主动权。如同日本市场以本土品牌光电的AED为主,如今的国内市场,迈瑞占有率52%,卓尔占比16%,全球AED一哥飞利浦仅占11%。


由于AED的高速增长,年销售额近两百亿的迈瑞,也在这个目前仅能贡献2亿元年收入的小市场深耕。全球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,医疗器械巨头诸如飞利浦、通用,也都进入了AED的小市场。


大玩家深耕小市场,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AED与专业除颤仪的技术原理相同。企业一旦突破了除颤仪的技术壁垒,生产AED就非常简单了。两项技术壁垒都是关乎稳定性,易洪祥认为,“除颤仪要在危急时刻救人性命,对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,一是电容控制,二是心电检测的准确性。电容控制也就是瞬时放电的精确性,放电10秒钟,除颤能量220J还是360J,允许的误差范围非常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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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两项技术壁垒的阻隔下,国际除颤仪市场发展近百年来,除了飞利浦、卓尔、日本光电等极为有限的几个玩家之外,几乎没有新品牌入局。但是一旦突破壁垒,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做研发投入了,正如销售告诉大湾腹地的那样,“飞利浦的技术和外观十几年都没有换过,但还是很受外资企业欢迎,因为它的稳定性在国外已经被验证了。”


除颤仪也是医院里使用率最低的器械,医疗器械巨头是否进入这一市场,有更现实的考量。易洪祥认为,“下游购买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医疗器械公司的研发决定。为了节省招标成本,医院采购通常以打包业务为主,以年为单位进行采购,采购时会把各个科室的设备需求打包一起招标。也就是说,拓宽产品线,能获得新的收入,又几乎不增加新的销售成本。”


技术变化不大,是因为除颤仪市场对技术稳定性的要求远远高于技术创新性,但与此同时,产品被验证的机会却非常稀缺(即使是医院里,也不可能每天都有大量心脏骤停患者)。因此,专业医疗机构仍然倾向于购买经过长期验证的国际品牌,这是国产品牌当下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境遇。


但AED却给了国内品牌一个突破口,使得国产企业口碑在除颤仪市场有了被验证的机会。而那些技术真正过硬的企业,也获得了打破海外器械品牌垄断的宝贵入场券。


来源:虎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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